司马迁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记述历史的方式成了中国后代的一种模式，他的敢书直言遭来了腐刑，使其受到了身心的重大创伤，可是也成就了他的《史记》，后人以其人格可坚信其记述的公正与客观。后代连续千年纷纷效仿。于是官说与民说都各行其道，后人在考证历史时就开始将官说与民说互相参照，以排除作者迫于各种压力而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中国人有以帝王是非为是非的思维习惯，因了皇帝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遂使司马昭三字成为野心家的代名词，也由于国人衡量是非的帝王标准，使得司马昭这位顺应历史和民心，在三国史上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遭受世世代代的口唾鞭挞。可是，这样一句标签脸谱式判词真能概括“司马昭之心”吗？
一、政权中的警惕之心
司马昭祖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据《晋书》追溯历史，他是五帝之一的高阳后代。在尊亲合一的制度下，自高阳之子重黎以降，历经唐尧、虞舜，直至夏、商、周几代，其当世祖都任职夏官，主管军政和军赋，周代改夏官为司马。周宣王时，司马程伯休父因平定徐方之功，遂被赐姓司马。
司马昭虽出身豪族，但却没有沾染纨绔子弟浮华奢侈的恶习，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积极进取的新兴力量。
在继任乃兄司马师的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多个要职后，司马昭已成为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皇帝曹髦虽拥有皇权，但仅是一面政治旗帜；司马昭拥有军权，自然拥有了行政权、财政权和官吏任免权。
在专制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有军权保证的皇权，才可以为所欲为。而失去了控制军权，必然会发生异化，倚天剑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皇权的屠龙刀。
曹魏政权从第二任皇帝开始，就进入到这一不可逆转的轮回怪圈。魏明帝曹睿上台之后，大兴土木，直闹得农桑失时，民怨沸腾。齐王曹芳更是荒淫无道，竟让青年女子脱光衣服在宫中游戏，他与亲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群宿群奸；还像个地痞流氓，喜欢以弹弓打人，用烙铁烙劝谏的大臣……
继任者曹髦并不坏，喜欢读书，循规蹈矩，更有勤政的表现。然而从司马昭的角度观察，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宫廷不可预见的变数，会让军权掌控者夙夜难安，这有先例可以追寻。曹操有一次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不无情绪地说道：“如果您认为我能当皇帝，也值得辅佐，那您得客气一点儿；如果您认为我不能，就请您把我废掉。”曹操闻言大惊失色，一再地叩头并请求出宫。按照汉代的宫廷制度，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公）带兵进京朝觐皇帝，得由持刀武士挟着两臂。曹操出宫时，也有这样的“待遇”，联系到与皇帝的谈话，他吓得汗流浃背，面如死灰，自此后再也不敢请求朝觐。而之后的司马昭之父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剪除大将军曹爽、东吴孙峻发动宫廷政变屠杀诸葛恪并灭族等血淋淋的事实，都发生在司马昭掌权前后，他能不警惕吗？
诸葛诞（与诸葛亮是堂兄弟）在曹魏政权时期曾任过吏部郎，因平叛有功，被封为高平侯、征东大将军，成了独当东南藩屏的封疆大吏。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东吴兴兵夺取徐堨，魏吴之战已不可避免。以诸葛诞所部军力，完全有能力防御侵犯，然而他却向朝廷请求增10万大军防守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并请求临淮河修筑新城。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想乘机发展个人势力。考虑到他是资深望重的旧臣，司马昭决定软处理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变，遂征调他回洛阳任司空一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对被剥夺兵权十分惶恐，怕回京后成为俎上鱼肉。于是为了争取主动，他索性公开扯旗反叛，先发制人地攻陷扬州，刺杀牵制其手脚的刺史乐琳，收编淮南、淮北数县屯田官兵十余万和乐琳降兵四五万，囤积的粮食也足够一年之用，并派吴纲与东吴取得联系，遣送其子诸葛靓入吴为人质，以换取东吴的支持。东吴对这意想不到的有利形势欢喜若狂，立即派大将全怿、全端和降将唐咨等率大军北上，此前已经降吴的文钦也前往支援。
自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军事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以北，如若诸葛诞投降，东吴军事势力将扩张到淮河流域，魏国将没有稳定可言，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会使战争更加频繁。司马昭不能坐视叛乱的发生和东吴的强大，一场叛乱与平叛的战争已箭在弦上。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未巩固，为避免远征东南时变生肘腋遭内外夹攻，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他请求傀儡皇帝曹髦与皇太后“御驾亲征”，把皇权监督在军权之下。
可以说，当皇权与军权相分离时，必然会构成无法调解的对峙。在今天来看，皇权与军权的激烈碰撞无是非可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才兼备者居之，才能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我们没必要为失去皇位者打抱不平，而处于权力中心的司马昭则必须时时警惕，这一非常之心也就构成了“司马昭之心”复杂的第一要素。
